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涉及小说、诗歌、散文、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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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出身书香世家。他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曾是着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英国他得到罗素的赏识,还与着名文论家

叶公超出身书香世家。他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曾是着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英国他得到罗素的赏识,还与着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并首次把艾略特的作品引入中国。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公超以文学批评名称一时,他的多数作品完成于1926—1940年。这段时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其中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叶公超不是闭目塞听的学者,他站在现代文坛一线,先后任《新月》、《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和自由撰稿人,这些刊物所聚集的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或命名为“新月派”,或命名为“京派”,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从新月同仁到清华学人的动态历程。

那时北大英才云集,但叶公超凭着剑桥硕士的****,昂首步入英文系。这一年,他才22岁。下面的学生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这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梁遇春学习起来玩命,废名逃课也很拼命。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崇智,公超系笔名,生于江西九江书香世家。

一、文章新月篇,犹念志摩才

叶公超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英文了得,但中文底子没打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胡适赞他:“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就是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但闻一多却戏谑他为“二毛子”。叶虽不以为忤,内心却大受刺激,对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一变,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他上课时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加之一口流利的英文,学生听得耳朵都长了,下课后还不愿离去。特别是那些纯情女生,个个如痴如醉,恨不得即刻以身相许。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是叶公超的绝笔之作,发表于1981年11月19日中国台北《联合报》副刊,第二天叶公超与世长辞。这篇文章对了解文学流派“新月派”或者刊物《新月》运作情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叶公超之所以对徐志摩念兹在兹,因为《新月》算是叶公超立足文坛的起点,而徐志摩扮演了他的引路人。1928年3月,叶氏在《新月》创刊号发表《写实小说的命运》,这是他献给《新月》的“第一炉香”。1933年3月在《新月》第4卷第6期发表《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同年《新月》第4卷第7期终刊,前后历时5年,叶公超在《新月》发表了24篇作品。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1926年秋,23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和粱遇春,前者大他四岁,后者小他两岁。

总的来看,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涉及小说、诗歌、散文、书评、期刊评论、翻译等,其中以书评最多,诗歌评论次之,小说评论又次之,识见深刻,表达平易,文风朴实,简洁耐读。他的文学批评中外并重,侧重文坛最新动态和作品,时代感突出。比如,《英勇的新世界》和《浦利斯特利散文自选集》分别是英国1932年出版的讽刺小说集、散文集,叶公超几乎同步把它们介绍到《新月》。又如,叶公超对美国《诗刊》一则微不足道的启事感兴趣,这则启事是1932年6月刊出的,叶公超从启事中读出了美国诗坛的新动态,然后把它介绍到国内。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有这种批评文章问世,可见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是敏锐的。

叶公超脾气坏,尤爱讽刺挖苦人:“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他教钱钟书时,也是这派头。他挖苦钱钟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

他是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著述不甚多,但作为教授、刊物编辑,在扶植新人上尽了心力。《新月》后期的新秀钱锺书、余冠英、季羡林、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一批文学生力军突起,多出自清华、北大,有不少是他的桃李。作为西洋文学教授,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令人特别刮目的是,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当时他便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在徐志摩死后,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尽管叶公超对左翼作家无好感,但鲁迅刚故去,他便写了《鲁迅》和《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评论鲁迅的历史地位,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并断言“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惹得胡适十分恼火,斥其“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抒一生中四件印象最深的事。最后一章《评论鲁迅》,说想把当年写鲁迅的发在天津《益世报》上万字长文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1928年秋到1929年夏,叶公超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外语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和同在上海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交往颇多,所以写稿有15篇;1929年下半年叶公超、徐志摩、胡适先后离开上海来到北平,闻一多、梁实秋被杨振声聘为青岛大学教授也离开了上海,《新月》颓势明显;1930—1931年罗隆基主编《新月》,侧重时政评论,叶公超没有写稿;1932年叶公超写稿多达8篇,其中第4卷2、3期合刊出版,他作为主编,《新月》又回到“健康与尊严”的纯文艺的路子,可见叶公超坚持文学批评的纯正性。

叶公超的才子脾气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出名。他名士派头很足,有时路上学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却隔着大马路大呼学生的名字。他考试评分非常严,令人提心吊胆。有个学生有点小才气,比较狂傲,在阅“莎士比亚”这门课的试卷时,叫—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尽管他的试卷答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叶就是只给他58分。那学生去找他,想请他多加两分。叶见之,明知其意图,却只是很热情地给学生煮咖啡,和他兴高采烈地谈国家大事。谈了足足两小时,就是不给他讨分数的机会,哪怕几秒钟。学生无奈, 以为没戏,只好怅然离去。叶见他欲走,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钟时,却追上去和学生握手,主动说给他把分加上去,但同时提条件说“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博士”。他的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锺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和杨振宁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是众口一辞:说听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作为新月同仁,叶公超不仅是《新月》杂志的撰稿者和编者,而且是新月书店的持股人之一,他在新月书店出版过专著。新月书店出版的各类学术、文学书籍近百种,其中不乏产生重要影响且至今价值不菲的著作,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云游》,梁实秋的文艺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等。叶公超选编的《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以及他和闻一多合编的《近代英美诗选》(上、下)都是新月书店出版的。1928年《新月》第1卷第6期刊出《英美近代诗选》的广告:

叶公超偏爱述而不作,不立文字。他参与了《新月》杂志的编辑,最后三四期,因文稿匮乏,他只好自己动笔,刊出的几乎全是他的文字。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等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季羡林也在其中。有一次季的散文《年》受到叶的垂青,获得发表,这下把他美得不得了,紧接着又写了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期望也得到叶的首肯。可没料到,叶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季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的学生特多。

“这两本诗选的目的,是在介绍近代英美诗中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作品”,“闻一多先生在新诗坛里的地位早已为一般人所公认。叶公超先生又是中国唯一能写英文诗的诗人,他们两位把这精选拿出来贡献给大家,不是文艺界的幸福是什么?”【1】

鲁迅与新月派一向势同水火。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发表了万字长文《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他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儿”——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的。这种由衷的揄扬,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都十分恼火:“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不以为然,强调:“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上的成就。”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的最后一章《评论鲁迅》,他还说想把当年的《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最初听叶师的课,真是听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

因此,无论从叶公超发表在《新月》的文章看,还是从他与“新月派”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看,作为《新月》中人的叶公超,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视野开阔,对英美文坛的熟稔如数家珍,播散西方文明,又不乏本土关怀。《新月》时期的叶公超,擅长书评,文学批评能入肌理,不从现成的理论出发,而从具体作品入手,精细而不琐碎,宏阔而不空洞,呈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才情与识见。

叶公超原本无心仕途,甚至反对文字议政。但1940年的一天,他突然离开昆明赴香港, 自此从中国文坛消失了。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

二、英才勤作育,水木清华地

原来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信件穿山越水,飞到了叶公超手上,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入目。叔父在信中,焦急地说了上海的事态,他担心姨太太潘某贪婪撒赖,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设法保全毛公鼎。他强调:“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他星夜兼程。果不其然,潘某向日本宪兵队告了密。日本人立刻派兵把叶宅包围得严严实实。在叶宅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腾了大半天后,连鼎的影子也没找着,气急败坏之际,便以“间谍罪”的罪名把叶公超抛进大牢,又不分昼夜,对叶公超先后7次提审,2次鞭刑、水刑,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守口如瓶。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他没能就死。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绝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1929年秋,叶公超离开上海重返北平,为设立在北京大学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做英美文学讲座,第二年秋始任清华大学外语系专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5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任职满五年,故按惯例去欧美游学一年。1936年夏返北平,被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聘为外语系主任、教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叶公超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和教授,并主持行政工作到1940年6月。从教学时间长短和学术成就大小看, 叶公超无疑属于清华学人。1930—1940年是他大学从教的“嘉年华”,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相得益彰,人才培养有突出贡献。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叶公超,文学编辑、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三位一体,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带来可资借鉴的范式。

情势渐缓之后,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赝晶缴上去,以蒙敌听。当他形容憔悴地走出牢房时,已然被整整关押了49天。翌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毛公鼎运出大陆,终于使这一珍稀国宝一度脱离了虎狼之区。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一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成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首先,主编《学文》杂志,培植文坛中坚力量,为“京派”文人集聚和《文学杂志》创刊奠定基础。

口冠这一打,没把他的性命打掉,反把他对政治的兴趣给“打”出来了。经此生死风波,他心态一变,决意应承友人的延揽,辞教从政,自此涉入外交界。叶公超在清华园与友人谈及蒋介石时对其并无好感,那时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这个曾对政治不屑一顾的人,这个因剑桥背景和语言天资而有些恃才傲物的人,一踏入政界,竟能凭借纯正的牛津口音、叼着烟斗的英国绅士派头,驰骋外交战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这让在瓷盘上作画的叶公超赢得了“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

“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

1977年10月16日,叶公超在中国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了《我与<学文>》一文,述及《学文》杂志创刊的初衷和特色。“民国二十二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学文》同人,除了《新月》的原班人马,新人中有个朱孟实先生。”【2】可见《学文》是徐志摩之后“新月派”的同人刊物,秉承《新月》之余脉。《学文》重诗,但不轻文,“《学文》对诗的重视也不亚于《新月》。诗的篇幅多不说,每期将诗排在最前面,诗之后再有理论、小说、戏剧和散文,已成为《学文》特色之一。”【3】《学文》杂志仅存四期,但为文坛推出了一些重量级作品,繁荣了创作,活跃了批评,扶植了文坛新生力量。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废名的小说《桥》,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卞之琳的译作《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的译作《诗的法度》,萝蕤(即赵萝蕤)的译作《诗的名称与性质》等发表在《学文》上,此外叶公超的《从印象到评价》,闻家驷的《波德莱尔——几种颜色不同的爱》,钱钟书的《论不隔》等都是有学术含量的论文。在《学文》发表新诗的多数是“新月派”诗人,如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方令孺等,但也有臧克家;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等老作家有新作支持《学文》,学生才俊钱钟书、季羡林、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吴世昌、唐兰等在《学文》上渐露头角。《学文》杂志的执行主编是叶公超,编辑部的地址在北平西郊清华园,发行人是余上沅(余上沅是原新月书店的发行人)。《学文》杂志有两个突出的地方:一是新诗和诗学论文(译作)在编排上一前一后比较醒目,体现主编的办刊趣味和追求;二是对学生才俊的扶持不遗余力,1930年代卞之琳、何其芳、废名等北平“前线诗人”借助《学文》一一登场。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不失为《新月》的余脉,对朱光潜后来主持“读诗会”和主编《文学杂志》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京派”力量集聚的先声。

作品集:

“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

其次,躬行“实际批评”,增强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为文学批评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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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不是笑,不是不笑,半眨着眼回答说:“我也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走的是“实际批评”的路子,贴住具体作品说话,不作过度阐释。前已所述,他在《新月》发表的多数是书评,这为他开展文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学风。1934年9月29日,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谈书评》一文,认为书评的大忌是“借题发挥”,“抓住书里无关紧要的几点大发议论,故作批评的姿态”,而真正的书评家是“实际的批评家,他最高的贡献就是把一部新出版的著作放在以前所有同类的名著中评衡它的价值,他的工作的性质是历史的,比较的,评价的。”【4】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观,于此可见。在《<泪与笑>跋》一文中,叶公超认为梁遇春“他的文章与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冲突;他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幽默的情调本是不稀奇的事。”【5】叶公超的这篇书评,落到实处不蹈空,有理论发现,但对理论的阐释以不溢出作品的边界为原则。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源自书评,这种可短可长贴住作品说话的文体,既是叶公超文学批评风格的最初呈现,也对当时文坛抽象理论泛滥有反拨作用。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1929年秋,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授课,主讲文学批评。借此契机,叶公超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建设。最能体现叶公超“实际批评”观念的是《从印象到评价》一文,该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评与法则”,二是“实际批评与印象的考验”。叶公超认为“现存的批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的与实际的两种”【6】,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普列哈的《艺术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等,都是前人的理论,这些现成的法则不构成实际批评的标准,只能做方法上的参考;因此批评要从阅读作品的观感出发,这种阅读观感叶公超用“反应”一词来概括,认为“批评者首要的责任就是考验自己的反应,追究自己的感觉”,“也许需要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重读他所要评价的作品,也许他还要去读别的同类的作品来确定他的反应”【7】,接着叶公超指出这种基于“反应”的批评的内涵:“一,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各种事实;二,已往所有同类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评论;三,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8】叶公超的“实际批评”,即从具体作品入手,基于反复阅读、比较阅读的“反应”,不把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当作批评的尺度,而致力于考察作品沉淀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当下生活中的价值。在《从印象到评价》一文中,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注释,这个注释交代了此文写作的背景与动机:“现在各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史似乎正在培养这种谬误的观念。学生所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这样的知识,有了还不如没有。合理的步骤是先读作品,再读批评,所以每门文学的课程都应该有附带的批评。”【9】可见叶公超倡导和躬行“实际批评”,也有基于文学教育改革的构想。《从印象到评价》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温源宁认为“他最近的评论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例如,他在作为评论论据的印象和作为评论方法的印象主义之间划出的界限,就很可能具有永恒价值。”【10】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学文》的主编,“叶公超虽然仅仅写了《从印象到评价》一篇论文,但这却是代表他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见解,写来很费功夫。”【11】这些都是知人之论。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数量不丰,他有名士才子气,不轻易落笔,但多数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和淘洗,叶公超是以质取胜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从印象到评价》、《论新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都是可传世的作品。

一次钱锺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太淡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再次,文学教育惜才爱才,善为学生创造机会,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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